“齐家”是《大学》“八条目”之一，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一般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自我道德修养的实践层面，并遵照家、国、天下的顺序依次展开。因此，在儒家“外王”的逻辑演进中，“齐家”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与“修身”之前的各个条目相比，“齐家”不仅需要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更要将自身道德施于家庭，以实现家庭乃至家族关系的和谐美满，这也是进一步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作为修身与治国之间的重要环节，“齐家”之首在整齐家风，之要在修身立德。

　　整齐家风，传承优良风尚

　　家风是一个家族、家庭作风的体现。优良家风的熏育不仅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更需要家族世代的传袭。“齐家”之所以如此重要，关键在于可整齐家风，进而形成良好风尚，这也是儒家注重“齐家”的目的所在。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在家庭教育上自然有典范意义，对此，孔子的弟子们大概也持有相同想法，好奇于孔子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论语》曾记载，孔子的弟子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您在老师那里得到过与众不同的教育吗？孔鲤说并没有。不过有一次在家中穿庭而过，父亲问我：学诗了吗？我答没有。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过了几日，又问我：学礼了吗？我答没有。他说：“不学礼，无以立。”我就知道这两件事情。陈亢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最后却知道了三件事：要学诗、学礼，以及君子不偏爱自己孩子。孔门家风可以说最得中正之要，孔子在家庭教育上尤其注意无偏无私，无论对弟子还是孩子的教育都平等对待，这正是孔子在“齐家”上教授给我们的重要品质。

　　不仅是孔子，古代许多学者都极为重视整齐家风，有的甚至亲自编写家训。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他小的时候曾经受到凡庸之人的熏染，言语轻率、不修边幅，差点走到歧路上去。后来才下定决心改正，但这又需要长久的努力才能去掉那些不良习惯。《颜氏家训》的编写，正是为了教育规范子弟的言行，告诫家族后辈子弟从小要接受良好家风的熏习，不再重复他的弯路。他提倡传承的很多优良品质，诸如孝悌、诚信、谦让、勤俭等等逐渐成为家族教育的核心价值。颜氏家族在后世涌现了颜师古、颜真卿等很多大学者，这与颜之推注重家风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家风不正则家必然不齐，只有做到家风淳，“齐家”的儒家功夫才算实现。说到底，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家庭繁衍兴旺的基础，没有家风的熏习，家族发展就无从谈起。所以，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语也有“富不过三代”，这些都是在强调家风的重要性。

　　修身立德，做出良好示范

　　“齐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修身立德，这是强调自我修养的模范作用。儒家讲求整齐家风，不仅仅是要求家族子弟遵守家训礼仪等各种规范，而是要家长先树立起道德标杆，然后通过自身示范来带动家人效仿，这才是“齐家”的要点所在。

　　历史上，儒家都极力提倡个人的修身，特别是在《大学》“八条目”中，修身成为齐家的前提，“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些都是在说个人先修身后齐家，身不修则家不齐。为何修身如此重要？南北朝时的教育家颜介曾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家风之教化，是有上下先后顺序的，是有修身示范作用的。所以，个人修身是“齐家”的前提，家庭教育与整齐家风须先从个人修身做起，以自己的道德修养来带动其他人，这就是修身之于“齐家”的重要意义。

　　东晋名将陶侃出身贫寒，他幼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在生活时常陷入困顿的环境下，陶母的家教依然十分严格。后来，陶侃做了浔阳县衙小吏，掌管鱼市交易。有一次他派人送给母亲一罐腌制好的鱼，陶母将腌鱼退还，并且写了封信责备陶侃：你身为官吏，假公济私，把鱼拿来送给我，非但不能让我高兴，反而更增加我的困扰。在对陶侃为官之德的教育上，陶母并未局限于单纯的言语教诲，而是通过自身示范，让陶侃认识到腌鱼虽小，但假公济私之事绝不可为。此事对陶侃影响至深，之后他虽然一再升迁，但是一直恪守奉公、廉洁自律，堪称廉吏。

　　在修身立德方面，曾国藩也可谓历史上的典型代表。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大儒，治家非常严格，亲自拟定各种家族礼仪规范。但是，他并没有以其威严施压，强行要求家族子弟遵守，而是首先要求自己先做到并做好，为他人树立榜样。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谈及最多的就是“恒”“勤”，要诸弟和诸子做到持恒戒惰。他曾在一封给诸弟的信中写道，长期以来，自己每天楷书写日记，每天读史书10页，并发誓戒掉吸烟的毛病。正因曾国藩的身体力行才使他的劝导更具有说服力，家族子弟才会认真地去遵从，一家之家风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现代社会，家庭规模已经无法与传统社会相比，但是，“齐家”蕴含的现代价值依然重要。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