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传习录·答聂文蔚》

　　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倡导如何做圣人、君子、圣贤，反对做小人，“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儒家文化中，腐败为小人所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声、色、货、利不应是君子追求的目标，贪恋财货美色是君子十分鄙弃的行为。明代大儒王阳明继承并发扬了儒家学说，建立并实践了自己的“心学”理论。在物欲横流、腐败比较严重的大环境下，作为明朝的高级官员，王阳明不为声、色、货、利所诱，做到了廉洁自守，留下了清白之躯，用亲身实践不断探索和尊崇圣人之道，为后人树立了清白廉洁的君子典范。他提出的“去私欲、存天理”“致良知”等理论，构建的修身克己的方法体系，对治理当前腐败仍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良知摒弃腐败

　　天理、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天理在各自心中，而不在身外，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天理是每个人固有的本性，天理就是良知，存天理就是致良知。心的本体晶莹透彻，良知如同太阳一样，本来就存在。但良知最容易被物欲蒙蔽，“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每个人要做的只是坚守良知，去掉私欲的障蔽，恢复良知本原而已。天理之外的所有念头都是私欲。本体只有一个，就是良知，而脱离了良知本体的意识观念和想法，则是“非本体之念”的“私念”，都应去除克治。在王阳明看来，好色、好利、好名等想法是要去除的私欲，闲思杂虑也是私欲，同样需要“格”，才能达到“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修为境界。人只有一心，有时夹私带伪，有时至纯至诚。并没有完全善的心，也没有完全恶的心。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有了人欲就不会见到天理，要见到天理，则必须去掉私欲，去掉心上的污点，回复道心原貌。对此，王阳明说：“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

　　良知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也是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国家治理的根基。正是人的心中存有天理良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社会才存在共同的道德。“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社会基本道德的约束和指引。历史上，甚至现在一些地方仍然没有法律制度，但这些地方仍然井然有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所有人都恪守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禁忌，如勤劳、不偷盗、不贪腐、不乱伦、不欺骗、孝敬父母、不欺弱、怜悯同情等。正是这些基本价值的存在，社会才时时处处都有“守护神”，个人思想、行为、身份地位等都有规矩可循，社会因而不陷入混乱无序。“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良知人皆有之，天理始终存在，并不因做了恶事、有了私欲就消灭丧失。良知是没有私欲的本体，不受半点污染，自然容不下腐败等肮脏的行为。每个人的良知都不会接受腐败，其中包括腐败分子本人。王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腐败如同做贼一样，无论腐败分子得到多少财富和表面的风光，但他知道，人不应做盗贼，不应腐败。如果你说他腐败，他还不好意思，肯定会跟你急。因为虽然做了违背良知的事，但良知还在。“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即便是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他们的良知还会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如怜悯弱者、尊老爱幼等。但为何有的人违背良知去贪腐、不孝、欺骗、盗窃？王阳明认为自私行为的产生“只是物欲遮蔽”。“天下古今圣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是活生生的“念”。良知被私欲蒙蔽，因而萌生了私的念头，从而有了违背良知的行为。将这些私的念头去掉，自然就能见到天理。因此，天理与腐败等私欲是完全对立和不相容的一对矛盾。

　　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去掉私欲或人欲，天理自然就能看得见。去人欲、存天理的道理容易讲，但却不容易做到。王阳明曾在横水写信给自己的弟子杨仕德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去人欲难的原因。

　　“人有习心”，可为善为恶。虽然“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原是个未发之中”，“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至善是心之本体”，至善只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但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因为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因而容易产生意动，导致“有善有恶”。所以人的本性很容易被私欲蒙蔽。人的本体是纯洁透明，无善无恶。但社会环境可以改变人，人具有社会能动性。有的人腐败，不是因为本性是恶的，而是因为人的“习心”在，容易受到环境的污染而变质。但“习心”也可以促使人积极为善，可以变为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人。因此，人有趋善的一面，也有从恶的倾向，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对道的理解和领悟深浅有别。很多人不是不愿学习圣人之道，而是因为人生经历和遭遇不同，不懂得或领悟不到何谓圣人之道，更认识不到圣人之道对社会的作用和价值。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王阳明经历生死考验，被贬贵州龙场，“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方才悟出圣人之道。因此，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品行需要磨砺，除教育指引之外，“利害”、“变故”、“屈辱”等生活经历则是至为重要的教材。但每个人不可能都有机会遇到这些“不幸”，因而君子之道虽然耳闻眼见，却未必真能体悟，更无法以道来克治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私欲人皆可克

　　王阳明的一大贡献在于继承并发扬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圣人并不专属于少部分人，人人都可以做圣人，做圣人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坚定了众多人的信心，激起了一般人的热情。王阳明提出人人都可为圣人的理论依据是人人都有良知。“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王阳明认为人人都具备成为圣人的条件和资质，关键是要格物致知，要去人欲、存天理，要正心修身。肯定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也就肯定人人都可以教化，外部教化能够发挥作用，让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沟通交往成为现实，整个社会才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理，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

　　在他看来，尧舜禹时期，天下之人同心、同性，人皆君子。虽然世道已坏，但人性未灭，良知尚存，还有希望拯救，必须唤起众人的良知，灭人欲，存天理。只有恢复良知，才能清除私欲的干扰和控制，也才能约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天理自然存在，穷理只能从自己身上找，而不是从心外去寻求。他打比方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王阳明还拿孔子的两个学生子夏与曾子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笃信圣人与求于己之间，王阳明明显倾向于后者，主张从自己身上寻理，认为心外无理，与朱熹的观点截然不同。将内因作为主要矛盾，将去私欲、克制自律作为首要功课，而不是将矛盾主因推给社会和他人，敢于担当责任，有革自己命的勇气和精神，对从根本上防治腐败有积极意义。

　　王阳明提出能否成为圣人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别人。一学生曾写信说要“识得圣人气象”，然后再扎实用功夫去做。王阳明批评指出，圣人气象是圣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只能从自己身上去找，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人与生俱有的，不需要到心外去寻求，不用外借假求。王阳明在与徐爱对话中谈到良知是心之本体，自然就有，无需外求。如果良知不被私欲蒙蔽，就能达到孟子说的“仁不可胜用”的境界。但一般人都有私欲，所以要作致知格物的功夫，克治私欲，恢复天理良知。只有让良知没有障碍遮蔽，才是致良知，进而实现意诚。天理人人皆有，只要人人都反求诸己，战胜自己的私心，则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人人皆可为尧舜，“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并不足怪。

　　去私欲的方法

　　在王阳明眼中，最大的学问就是做圣人，而要做圣人，则必须去人欲、存天理。“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心无私欲，就是天理。只有扫除私欲的浮沉，才能看见天理的光泽。只有穷尽天理而心中无一毫私心杂念，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去私欲成为存养天理、打通圣贤之路的唯一钥匙。为打开去私欲这道阀门，王阳明给出了多种方法。

　　立圣人之志：在王阳明看来，立志十分重要。“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王阳明认为，《论语》提出的“三十而立”，立的就是圣人之志，而不是其他。圣人之志立于心，贪欲之念则无，无贪欲之心，则无腐败行为。立圣人之志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私欲和贪婪。“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烛理明则私欲自不能蔽累。”

　　为善改过：在《薛侃录》中，王阳明与朋友谈论功夫进展，对做功夫的情景与效果进行了评论，认为去私欲的方法应着力为善，见善即迁，有过就改。只有这样，私欲才会一天天消亡，天理才会逐渐明朗。王阳明提出，圣人著述立经，本意是劝人为善、存养天理，但后人却将私欲掺杂其中，导致文风泛滥，必须要恢复圣人作经的真实意图。“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王阳明继承了孔孟的王道思想，认为“无道桓文之事”是“孔门家法”。王阳明认为，“《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徐爱说：“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王阳明回答：“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王阳明用反间计在平定江西宁王之乱后，在奏折中并没有细说反间计，就是怕这些诡计为后人所传，防止他人模仿而作奸犯科。

　　不假外求：王阳明认为：“道，吾性也；性，吾生也。”性和道是身上就有的，而不用外求，唯有从自身寻找，努力用功。从自身寻道，找到做圣人的法子。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求“理”须只在心上求，“至善只求诸心”。相信圣人并没有错，但不如自己反省探求理解得深刻。君子应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才是所谓的“深造”。王阳明认为，自己的缺点和问题，自己最清楚明白，痒的地方，自己会去搔，所以自己的毛病还得自己更正解决。“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省察克治：王阳明主张读书与修身养性融为一体，主要目的是去除人欲之私，提升道德修养水平，而不是耳听口说记诵而已。“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将学问做到去私欲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坚定的决心，“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王阳明教人克己用功，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他认为初学的人思虑的多是人欲，首先要教他静坐，将思虑放下。待其心意稍定，再教其省察克治，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逐一搜寻出来，逐个拔掉，才能无私。王阳明要求学生持之以恒，不能一蹴而就，防止稍有成就，就自我满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复知行本体：王阳明曾说：“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是辩证统一的，并不是两回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割裂。说一个“知”，自然就有“行”，说“行”，自然就包含了“知”。王阳明指出，私欲隔断导致知行分离，不见知行的本体。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从来不存在“未有知而不行者”，只有行之后，方为知。知行合一，重在行。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其实更强调行，突出行为实践。对只说不做的人，王阳明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认为去人欲必须要在精微处时刻反省克制，才能每天有所收获。嘴上时刻挂着天理的，瞬间心里可能滋生了很多的私欲。痛下功夫反省尚且难以发现私欲，嘴上说说又岂能发现得了？光讲天理而不实践遵循，提及私欲而不加以克制，谈不上格物致知的学问。

　　须在事上磨炼：王阳明高度强调必须在具体的事情上去人欲，而不是让头脑空空，闭目空想，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和矛盾。“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人只有放在具体的事情上狠磨，去掉私欲，有了克己入定的功夫，外界的动静便不能动摇心性的根基。去人欲不分动和静，“无欲则静”。从表面看，安静气定时私欲暂时去了，其实仍然潜伏，并没有真正去掉，一遇到具体的事，又滋长蔓延。王阳明不主张无的放矢地冥思苦想，提出去人欲必须结合具体的事进行，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把良知致得精纯光洁，无一丝一毫遮掩。这样在碰到声、色、货、利时，天理运行就不会受其羁绊束缚。（蒋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