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居于传统文化核心位置的儒家思想，其政治伦理是古代廉政法律文化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人的道德觉醒中，儒家的仁学，对促进道德觉醒、凸显人的尊严，具有重要的精神导向作用。儒道互补的精神结构，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儒法互补的制度结构，发挥了打造有效制度体系的效果。基于儒家的伦理政治，我国古代社会的廉政文化，特别重视对各级官吏的官德建设，把官吏具有良好的官德修养、高尚的个人操守，作为官府廉洁清正的根本措施，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德治国”学说和制度规范。

　　在物质文明风驰电掣的今天，腐败仍是世界性顽疾，被称为政治之癌。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各国执政者的共同意愿。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惩戒是手段，防微杜渐才是目的和归宿。“上医治未病”，要实现防腐的目的，就必须加强廉政教育，固本浚源，培养元气。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不仅主张以重典治吏，以奖掖廉吏、严法惩贪，弘扬廉明政风，而且也为后世留下许多深刻的反腐倡廉学说，成为宝贵的思想遗产和治政之鉴。

　　据史料记载，在汉朝盛世时期，汉朝的文武百官，上至皇帝，下到县令，没有不精通“六经”的。在治理朝政时如果遇到疑问，都能用历史的经典案例来对照以此做出决定。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和借鉴。2013年4月19日，中央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会议要求，在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要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其中的“照镜子、正衣冠”就出自唐太宗李世民的历史典故。我们对于传统历史和经典的智慧不善于去学习和借鉴，那么，腐朽和奢靡的不良作风以及价值取向就会乘虚而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失措，进退失据。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发掘、汲取其中的现代价值，对于我国廉政建设必然会存在着积极作用。

　　首先，中国传统廉政重视监督。中国是最早建立监察制度、并将其置于主要典章制度地位的国家之一，其机构之严密，法规之系统，设计之精微，为世界其他古代国家所莫及。从先秦的御史制度、秦朝的御史大夫，经过两汉对地方监督的加强，魏晋南北朝进一步规范化发展。隋唐时期，监察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机构更加健全、分工更加细密等方面。为后世所承袭的分道巡察、监军等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宋代监督权限扩大，直到明清两朝形成了完备的监察制度。古代的监察制度对保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古代监察制度既有需要我们学习借鉴的优秀成果，也有需要加以清理排抑的糟粕。例如监察权的独立，在专制主义政体下，是依附于皇权之下的，与君主的个人英明与否有着极大关系。

　　同时，中国传统廉政重视预防。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预防腐败发生，古人总是将勤俭与廉洁并提，《左传》中讲“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把节俭作为君子品德中的大德。“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一方面在道德层面上提倡勤俭，可以提升官员们清廉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提高官员薪俸来预防腐败，提倡“增俸养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历代都有统治者通过“增俸裁庸”、“额外赏赐”等方式规训官员“以养汝廉，俾之奉公，无渔民以自利也”。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重视对社会各阶层的廉政教育，管仲倡导“修以成廉”，认为廉是治理国家“四大纲维”之一，制定廉洁清正、法不阿贵的原则，可称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标杆。历史上，历朝历代都要求各阶层中的知识分子从私塾、乡学到国子太学都必须研习儒家经典，其中不乏公正廉明、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等。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普遍廉政教育，为社会中孕育了坚定的廉洁正气的力量，促使将来极可能成为官吏的“布衣卿相”们，在“举世皆浊”的境况下，仍然能坚持廉洁操守，甚至不惜冒死进谏以示忠贞。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由内向外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在家训、家规之中也多有存留，这是个人层面、伦理层面的廉政教育。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因此，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必须重视廉政价值的弘扬与巩固。这是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是传播廉政价值观，弘扬廉洁精神的需要；是坚定理想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王亚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