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学家张晋藩的《中国监察法制史稿》（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从思想和制度层面深入考察了中国历代的监察法制，在历史沿革的记录中，揭示了监察文化与监察经验的积累与沉淀；在纷繁的历史地图中，标记出了一条清晰的权力发展路径。
监察官在中国古代政权结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汉代为例，汉武帝时的《六条察郡之法》，规定了部刺史监察地方的权力。部刺史是六百石的低级官员，却可以监察、弹劾二千石的地方官员和王侯，足见监察官地位的显赫。
然而，监察权虽“权倾朝野”，却是最难实施的。历朝历代监察立法很多，监察程序也很严密，但权力失控却不绝于史。尤其是在统治集团昏庸无道的情况下，监察制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仍无法避免政权的灭亡。对于监察制度失效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权危机，历代统治者并非没有认识。对此，他们采取的措施是集权，而非分权。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演进逻辑的选择。
监察是与权力相伴而生的，必须遵循权力演进的逻辑。书中说，在三皇五帝的原始社会，就有“三岁一考功，三考黜陟，远近众功咸兴”的记载。这时已经出现了公权力。虽然“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公权力还没有异化，但对公权力的监督已经产生。监察制度随着权力的发展而演变。在夏商和西周分封时期，君主和诸侯的关系比较松散，君主主要通过巡守和接受述职对诸侯进行监督，监督方式比较单一，而且是亲力亲为。汉初实行分封与郡县并行的政权结构，封王享有的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中央。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锐意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设置部刺史，制定《六条察郡之法》，以强宗豪右及其子弟为首要监察对象。到唐代制定《监察六条》时，则主要以牧宰和吏人等为“六察”之首。这反映了王公贵族权力的衰落和只食俸禄、没有封地的官僚势力的崛起，监察重点也随之转变。这时，强宗豪右、士家大族已不再是皇权的主要威胁了，故列于“六察”之末。
随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君主权力日益集中。到了明清时期，皇帝“乾纲独断”，形成了一套从中央都察院、巡按御史到地方督抚、提刑按察使司的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监察体系。从周朝分封到秦汉的郡县，再到明清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皇帝的权力不断扩大，公权力行使也越来越广泛而复杂，对官员的监察也更加精致。到了明清时期，产生了法典化的监察立法《纲宪条例》与《钦定台规》。即使如此，吏治腐败和天朝崩溃已无可救药。
伴随着越来越重的治权之权，却是周而复始的权力失控。该书多次提到，这是中国监察制度史的一个悖论。这一悖论，深深根植于监察制度赖以生存的权力结构。正如作者所说，随着专制体制的完善，监察权依附于皇权，监察制度的存废、行使都受到皇权制约，与君主个人的品行、能力有很大关系。实际上，皇帝行使最高监察权，是最高的监察主体，也是国家监察活动的动力来源，“皇帝之明，监察四方”。从皇帝家天下的角度出发，解决权力失控的手段当然是唯我独尊，监察权成为皇帝集权的工具。从中央到地方，监察网密布于整个权力系统。通过这张网，皇帝一人掌控天下。如果我们承认，权力的集中恰恰是权力失控的根源，那么，依靠权力集中来制约权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就注定是一个悖论。
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要克服这个悖论，就应像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