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宋楚争霸，战于泓水。宋军在河边摆好阵势，而兵力占优的楚军还有一半在河对岸。宋军要发动进攻，襄公不准。待楚军全部过河，尚未排阵，宋军再请战，襄公仍不准。结果楚军一俟列阵便发起猛攻，杀得宋军丢盔卸甲。宋襄公大腿受伤，当时逃得性命，可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 
　　宋襄公自有他的“原则”，他说，君子不两次伤害受伤的人，不擒拿两鬓斑白的人；古人作战靠实力，不靠地形险阻；我虽是亡国之君的后人，但我不攻击没有列好阵的敌人。他的异母兄弟子鱼反驳说：敌人受阻于地势，没做好准备，这是天赐良机，怎么可以不打呢？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强敌。再说我们训练士兵，就是用来杀敌的；敌人受了伤，怎么不能补上一刀？如果不肯加害伤者，不如干脆投降算了！子鱼的话句句在理，而宋襄公也被贴上了愚蠢的标签，贻笑后世。 
　　要判断宋襄公是否愚蠢，还得看看他的文化背景。当宋襄公试图争霸时，有宗室大臣劝阻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原来，宋不是一般的姬姓诸侯国，而是子姓殷商后裔。商亡后，经武庚之乱，周公把纣王的异母哥哥微子封于宋，继承殷商香火。正因如此，宋国贵族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覆巢亡国的压抑气氛。所谓“天之弃商久矣……”，就是一句丧气话：老天早就抛弃了我们，您想重振，这可是逆天而行、罪在不赦啊！ 
　　然而除了这种认输服软的情绪，宋国贵族中还潜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代表人物应该是孔子――其先世即宋国贵族。孔子虽然口口声声要克复周礼，其实他早就有话在先：“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礼是继承殷礼而来，研究周礼也就了解了殷礼。他还提出“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庙堂上的礼乐传统失传了，要到“在野者”那里去寻找。“在野者”是谁？当然就是殷商遗族。孔子比宋襄公要晚一个世纪，他的言行代表了宋国贵族中试图复兴殷商文化的一派，他们的理想，在四五百年间始终没有断线。 
　　了解到这样的文化背景，我们对于宋襄公的言行也便有了新的认识。宋襄公难道不知宋国国弱力微、难以争雄吗？然而振兴民族的机会千载难逢，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又岂容轻易错过？泓水之战，宋襄公临阵说了一句话：“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虽战云压顶，宋襄公此刻却是在以祖宗的名义发誓：我们虽曾亡国，但精神不倒。坚持高贵的道德传统，是我们矢志不渝的信念。即便走上战场，我们也决不乘人之危、欺凌残弱、背叛仁义、放弃原则。 
　　有人把这视为愚蠢、迂腐，笔者却从中感受到一种道德力量和英雄情怀。泓水之战后，襄公受到很多埋怨，子鱼的事后分析更是针针见血。然而他们谈论的是军事，始终停留在战术层面。他们都不曾像宋襄公那样站在那个特殊位置上，肩负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和骄傲，面对祖先的注视做出抉择。宋襄公所代表的，是曾经的辉煌和难挽的逝去，他的声音行动中带着几分悲壮和苍凉，这是那些突破一切道德底线、不择手段唯胜是求者所难以理解的。 
　　其实即使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也还是讲究道德的。近日在《作家文摘》上读到一篇文章，说传统欧洲贵族鄙视金钱、极重荣誉。曾有一英国贵族与英王争位，率军渡海而来，登岸后却发现粮草告罄，只得向英王请求钱财援助，以便遣散军队。英王“绅士”地慷慨解囊――几年后这位贵族卷土重来，打败了英王。用普通人的逻辑来看，这位英王的愚蠢与宋襄公有得一拼。不过欧洲人欣赏这位英王的贵族风范，对他的宽容给予高度评价。 
　　战争毕竟是非常事件，是人类交往的一种极端方式，道德的空间在这里被压缩到最小。然而现代战争反对不宣而战，反对伤害平民、虐杀俘虏，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与宋襄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精神相通的吗？ 
　　当然，谁也不能禁止胜利者取笑失败方。然而怕就怕，我们耻笑打仗不忘道德的宋襄公，就同时把整个道德体系打上“虚伪”、“吃人”的注销印，统统扫进垃圾堆。在一个重修养、讲道德的成熟社会，尊重对手、对失败者的道德水准表达应有的敬意，是一种合乎情理的举止。当你一脸轻蔑、肆意嘲笑失败者时，照照镜子，看看镜子里映出的，是伟岸的英雄范儿，还是忘形的小人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