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蓬江区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翠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小村依傍天沙河，河里的沙子晶莹雪白，白沙村因此而得名。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陈白沙就出生在这里。
　　陈白沙（公元1428―1500年），原名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南海樵夫、黄云老人等，晚年自称石翁。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因居白沙村，故学者以乡名尊称他为“白沙先生”，其享年73岁。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神宗皇帝下诏建白沙祠，特赐额、联、祭文和肖像。公元1585年（万历十三年）皇帝又下诏，让陈白沙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入祀孔庙，陈白沙成为了岭南唯一享有这一殊荣的人。
　　他的哲学思想上承宋儒理学、下启明代心学，强调“立诚以为始”、“致虚以立本”、“自得以为验”、“自然以为宗”，在当时独树一帜，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但是陈白沙的理学思想，没有专著传世，只有其文牍诗卷等遗存，由后人辑录成《白沙子全集》十卷传世。白沙先生的道德文章名闻遐遂，士子从学问道者达数千之众，形成在全国也极具影响的哲学流派――“江门学派”，极一时之盛。白沙先生长于写诗，他的诗一如其人，力求合于自然，在明代诗史上，他被视为性理诗代表，现流传下来的诗作达2000多首。白沙先生还是一位极富创意的书法家，他将“虚静”、“自得”、“自然”的哲学思想融人作书之道，言其作书的目的是“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尤其是他独创以茅草为笔，进行书法创作，笔法苍劲老到，气概雄强。白沙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但始终爱国忧时，恪守“士不居官终爱国”之志，他的德行和思想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江门学派，还影响了岭南后人，“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所激远矣。”
　　陈白沙是遗腹子，家境贫寒，童年的家庭教育得自年仅24岁年青守寡的母亲林氏。但他自幼警敏，勤奋好学，苦读不倦，熟读《四书》、《五经》，且一览成诵。据他自述：“忆昔生我童稚时，家贫逐日图生资。折薪与我代灯烛，鬻衣与我买诗书，朝夕俾我苦勤学，戒我勿似庸常儿”。
　　陈白沙身处明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对人民思想禁锢极深的时期，帝室昏庸，奸臣当道，宦官弄权、“八股”取仕、特务（东厂）横行的政治社会现实，逼迫着读书人或身附权贵，与之狼狈为奸；或放荡形骸，归隐田园；或热心功名利禄，追逐声色。他早年在这样的时势的影响下，也曾一度热衷于科举，有志于声名利禄。
　　陈白沙一生中曾三次参加科举。第一次是公元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20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第二次是公元1451年（景泰二年），24岁参加进士考试，下第。科场的失意，使陈白沙绝意于科举，于是前往江西临川从吴与弼游学，半年后归家，讲学于乡中，不复有意科举。
　　在此期间，陈白沙先是闭门读书，后又筑春阳台，静坐其中，数年不出户外，从而使其思想发生了一种转机，即由读书穷理而转向求之本心，提出了“惟”在静坐，然后见吾心之体的修养方法，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心学思想风貌。其人生理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新的人生追求。
　　公元1466年（成化二年），38岁的陈白沙，因钱溥劝他赴考以慰老母，于是他从广东来到北京，复入国子监准备赴试，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以《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为题试验其才学，于是陈白沙作《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诗中有叙有论，夹叙夹论，表述自己的身世，回顾所走过的成才之路，申述自己的人生价值、道德取向、学术宗旨和渊源。邢让看到他的和诗后，大叹曰：“龟山不如也。”由于邢让的宣传，一时间京师以为“真儒复出”，于是陈白沙“名震京师”。京师名士如罗伦、章懋、庄昶、贺钦等人，欣然与之交友、与之同游。其中贺钦还辞官，给陈白沙行拜跪礼，事之为师，至恭至敬地为陈白沙捧砚磨墨。
　　公元1469年（成化五年），41岁的陈白沙，参加最后一次会试。可惜，又名落孙山。于是南归杜门，潜心于学，四方学者慕名而至。公元1482年（成化十八年），广东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力荐，陈白沙应召赴京，令就试吏部。陈白沙称病未就，稍后又以体弱多病和老母年迈为由上疏，请求归家终养。明宪宗援以翰林检讨而放归。自此便居乡讲学，屡荐不起。
　　晚年，陈白沙在家乡设帐讲学，专心于教育，逍遥于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领略湖光山色，怡养浩然自得之性，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学术宗旨及不离日用、于时事处现“本心”，“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理论。其心学的思想体系至此就臻于完成。
　　陈白沙最初一心走仕途科举的道路，借以报效国家，但参加三次科举考试落第后，从此认识到八股取仕的科举考试的弊病，因而尽弃举业、办学舍，决定采取以教学的方式来“大济天下”。其目的是通过作圣之功，使“人人皆可做尧舜”。他认为教育具有传道、育才、治天下的功能，教育的宗旨是为国家造就人才，因此，国家要以教育为本，“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在他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十分重视地方办学，热情为地方办学摇旗呐喊，先后撰写了《古蒙州学记》、《程乡县社学记》、《程乡县儒学记》、《重修梧州学记》、《龙冈书院记》、《恩平县学记》、《新迁电白县儒学记》等。他对岭南一批学宫、书院的兴建或重修，感到由衷的高兴；对地方教育的开展、地方官员兴学的业绩，给予充分的肯定。
　　陈白沙辞官归故里后，过着耕教并举的生活。他家有良田二倾，委托自己的学生耕种代管，自己只提取三成收成。正如他在《咏江门好》一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圩，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
　　陈白沙从教，品学并重。不仅传授知识，且注重学生品德修养。他不作空泛说教，而是有的放矢。下录《戒子弟》、《戒戏歌》、《戒懒文》三首诗，便是针对当时现实社会中“花”、“酒”、“懒”等对青年危害最烈的不良气习，告诫学生不要沾染:
　　《戒子弟》曰:
　　世间花酒总为先，花酒原来枉费钱。
　　酒醉猖狂还有醒，花迷撩乱不知天。
　　鱼因吞饵投江岸，蝶为寻花到野川。
　　寄语江门诸弟子，莫贪花酒误青年。
　　《戒戏歌》曰:
　　锣鼓喧天上翠楼，男人扮作女人头。
　　少年容易成衰老，快活何难变困愁。
　　金榜题名空富贵，洞房花烛假风流。
　　须知光阴如过隙，莫作等闲去浪游。
　　《戒懒文》曰:
　　大舜为善鸡鸣起，周公一饭凡三止。
　　仲尼不寝终夜思，圣贤事业勤而已。
　　昔闻凿壁有匡衡，又闻车胤能囊萤。
　　韩愈焚膏孙映雪，未闻懒者留其名。
　　尔懒岂自知，待我详言之:
　　官懒吏曹欺，将懒士卒离，
　　母懒儿号寒，夫懒妻啼饥，
　　猫懒鼠不走，犬懒盗不疑。
　　细看万事乾坤内，
　　只有懒字最为害。
　　诸弟子，听训诲:
　　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在教育对象上，陈白沙主张有教无类。他认为教育对庶民应一视同仁，不分贵贱，不择贤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陈白沙居乡几十年，设馆授徒，来者不论身世，一概不拒。据《陈献章集》记载：“至于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有叩无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重。”“今翕然以顺，无远近，无贵贱，咸来问学，先生怡然随问而答，初不强括之，亦未尝轻拒人也。”陈白沙对卑贱者、贫苦子弟，关怀备至，解囊相助，甚至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正因如此，各方来学者络绎不绝，其弟子足迹遍及岭南岭北。
　　陈白沙从青年开始教育至授徒终老，从小庐山设帐至嘉会楼会友研学，数十年来，弟子、文友难以统计。据记载，陈白沙的弟子不少人成了社会的栋梁，有的担任朝廷要职，有的成为文学家、教育家，湛若水堪为其中的代表者，曾官至南京吏部、礼部、兵部三部尚书，这使陈白沙在世时已名扬天下。
　　陈白沙的岭南学说也远播海外，在东瀛，被奉为“圣书”――日本文久三年，即公元1863年（清同治二年），日本学者桑原忱编了一本《陈白沙文粹》，收录白沙文章143篇，由浪华书林篱山堂梓印。该书出版后，被官方列为“御用书肆”(即皇家指定读本)，由“和汉洋书籍发兑处”供应给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第一高等学校、学习院、帝国图书馆等使用。
　　经过陈白沙的苦心经营，珠江三角洲一带，成了明清时期岭南教育中心之一。正是陈白沙开拓的书院教育，在岭南培养了一代代的人才，为这块趋利重商的土地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陈白沙为人清廉，淡薄名利，其道德风范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为世人作出了榜样，成为当时人们的道德楷模，其白沙精神潜移默化了整个社会，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
　　他一生乡居，人生际遇坎坷，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十分宽裕，但他对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在他文章中有记：“灯残四壁漏痕斜，老屋回风落细沙，乾坤更有晴明日，为报家人莫怨磋”。白沙精神所倡导的个人自我价值就是个体人格的完善，它突出表现为人生的“为己”而“无累”。“为己”就是保持自我的独立人格，“无累”即不受外在的名利、权势的束缚，不受世俗物欲的诱惑。在白沙先生看来，自我独立人格的??可无志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侯亦无所不愿学，而切于救民，急先务也。”在这种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的鼓舞下，白沙先生锤炼着自己的人生。以下几件小事足以证明白沙先生为人清廉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早岁白沙先生自京师返乡时，曾经和族弟一起同舟遇盗，当贼人在船上大掠财物之际，这时白沙先生坐于船尾，大声呼唤道“我的财物行李在此，不如快来拿走我的物件就是了!”(其内心是希望贼人拿了他的物件，就不会再拿别人的)。这时船上贼人怪而问他：你是何人！？白沙先生从容答以真名实姓。群贼听罢，尽皆拱手为礼，连声请罪道：“我等小人不知，惊动君子，幸勿见怪。舟中人皆先生友也忍剥其财乎！”说罢这帮绿林海盗便把抢掠的物品全部放下而去……。
　　在张诩《白沙先生行状》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陈白沙曾经过某一山村，因天气炎热想买生菜。恰逢当地百姓种植不多，且在白沙先生经过此地之前有人用高价购买都未买到。当老百姓听说陈白沙经过此地并想买生菜时，却纷纷前来奉献。
　　陈白沙为人清廉。由于他当时声望很高，一些官员出于各自种种的目的给他送钱、物、土地、房产，他多婉言谢绝，或受之而转赠他人，或暂时收下事后退还。如当时有一知县赵莹，为官不太清廉，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因怕陈白沙揭露其丑行，曾趁白沙先生母亲生日时送白金数铤（铤，即“锭”，古代重五两或十两的金银货币单位）作为寿礼。陈白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份贺礼，但告诉家人不能动用。后来，赵莹因贪污案发而丢官去职。这时陈白沙派人奉还其先前送来的礼金，使赵莹感慨流泪。
　　从陈白沙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有两次担任官职的体验。第一次是在陈白沙第二次参加会试之前，陈白沙担任了他一生中唯一到任的官职吏部文选清吏司历事。第二次是公元1482年，时年55岁。这年，时任广东布政使的彭韶以陈白沙为“醇儒”向朝廷上疏举荐，疏中称陈白沙“心术正大，识见高明，涵养在素，德性坚定，立志愿学于古人，荣辱不足以介意”，对这样的人不加以任用的话，将使“国家坐失为贤之宝”。宪宗皇帝用乃命有司以礼劝驾，陈白沙起初以母亲年事已高，自己久病未愈为由而辞谢，后经多方催促，才应召入京，后被朝廷授予翰林院检讨而归。这是陈白沙一生中所得到的最高官职，但由于种种原因，陈白沙始终未就任。
　　陈白沙尽管没有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他不论居官还是在野，都体现出了特有的政治热情、抱负和主张。
　　爱国，是陈白沙基本的政治态度。他认为“士不居官终爱国”，作为士人，为官固然要为国效忠尽责，即使“不居官”，一片爱国之心也不可无。他幼年之时，就常被南宋抗元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打动，“掩卷流涕”，后来即使隐居后，对自己祖国深厚的眷恋、热爱之情也始终不变，而且他还把这种对祖国热爱的感情传递给自己的孙子，希望自己的孙子陈田也像自己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士不居官终爱国，孙当从祖是名田。”对于历史上的爱国志士，陈白沙不仅内心无限崇敬，而且还作诗属文表彰他们的民族气节和优秀品质，建祠立碑颂扬他们的丰功伟绩，使其名垂青史、光照千秋。陈白沙曾多次亲临崖门凭吊文天祥、陆秀夫、张世忠等英雄人物，提议建造慈元庙、大忠祠来纪念他们，并亲自在这些建筑物上刻字作诗以示表彰，“宋有中流柱，三人吾所钦。青山遗此庙，终古厌人心。月到崖门白，神游海雾深。兴亡谁复道，猿鸟莫哀吟。”
　　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于每个人，就是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展现。陈白沙以“无负于斯世斯民”的社会责任感自勉，要求自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以完成时代和人民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陈白沙看来，尽管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从事的社会职业也不一样，但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都应该为社会作出贡献。就社会职业来说，有的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道德楷模形象来教化社会、感化他人；有的人以自己的文章言论来鼓舞社会、启发人们；还有些人以自己的丰功伟绩直接造福社会和人民。“夫士能立于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长。其出处语默、进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于同也。”从社会地位来说，对于那些身居高位，担负很需要责任的高官，陈白沙认为应该从社会全局着眼，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把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进步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伏惟大贤为政，务实而行，庶几能顺复人情，为国家树立长治久安之根本。”各级地方官吏，陈白沙认为他们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勤政廉洁，为当地人民真正做些有益之事，“郡，大封也；太守，大官也。……不敢怠于其职，夜以继日，孳孳犹恐弗及。如此者，今之所谓贤守也。”除此之外，他们还应该加强社会法治，推行道德教化，改善地方上不良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普通的老百姓虽然不居其位，不受其禄，也应该承担重大的历史责任，为国分忧，为民出力，为社会作贡献，“天下有任大责重而禄位不与者，……此其分内也。”
　　对于国家政治，陈白沙主张政治清明。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坏，国家的兴衰，君臣首当其责，这也是实现政治清明的根本，他说：“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责者，君臣者也。”对于君主而言，必须讲究仁道，而讲究仁道的君主，治理天下的根本任务就是“正风俗，得贤才”，而要得到真正的治国之才，就必须要对人才进行辩识。辩识人才的根本方法就是“审”“用”合一。所谓“审”，就是观其道德品行，所谓“用”，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其真实才能；其次要重视刑罚，“树公道，明赏罚”。“恒人之情，刑之则惧，不近则刑忽”。刑罚对人虽然具有威慑力，但使用者千万不可滥用刑法，必须赏罚分明，处事公道，因为法关系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生死存亡，“刑赏行一郡之政，邦之安危，民之休戚，无不系也。”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陈白沙能如此重视法治，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为了保证政治的清明，陈白沙认为对于官吏不能只有任用，还必须加强管理，尤其是对贪官污吏，必须坚决惩黜。在陈白沙看来，官吏贪赃枉法是政治不清明的表现。对于贪官污吏，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贪官污吏侵渔百姓甚于盗贼，此辈不除，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窃谓徭法虽更，必痛惩一二贪黩，然后法行之可久也。”贪官污吏是社会的毒瘤，它对老百姓的危害程度比强盗有过之无不及，不消除这样的毒瘤，整个社会肌体就会腐烂，不铲除这样的社会败类，即使有再好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也无法推行，“去故即新”，更除旧制的改革，也将落空。因此，陈白沙反复告诫各级官员，“知贪得之为害，绝祸于未然，上策也。”更进一步，陈白沙要求人人自律，洁身自好，反贪人人有责，这样政治清廉的局面才能形成，正所谓“瓦砾视黄金，贪泉也清。”人能自清则无愧于鬼神，视黄金如瓦砾则贪泉亦化为清。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的规范化，法具有更高的尊严和更大的威力，如不严惩“贪黩”，则法不可行。因此，对“反贪”的理解应该比陈白沙更深刻，惩贪的决心也应更大。
　　为官之人，是国家形象的代言者，是百姓利益的直接实现者，因此，任何官员必须时刻想着百姓的利益，以老百姓的利益为第一要务，一切以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和利益为准则。符合老百姓利益的事就做，违背百姓利益的事就不做。对百姓要宽厚，对自己要严厉。尤其重要的是要使百姓得到实惠，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人人尽力于所事而民被实惠。”考察官吏的标准是以能否为老百姓做实事，能真正做到为民解忧排难，而自己却能保持廉洁、简朴，只有这样的官吏才是好官，“诸公果解忧民极，肯算腰金不镂花。”
　　总之，做为官员一定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以人民之好恶为标准，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以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得民之要道也。”也只有真心为民的官吏，才是尽职守责的官吏，才是奉公守法，为官清廉的贤官。
　　对那些庸庸碌碌、毫无社会责任感和政绩的官吏，陈白沙称之为俗吏，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俗吏，其所用心者，惟薄书期会，取办于目前而已。”在陈白沙看来，这些俗吏孜孜以求的是“薄书期会”之类的不切实用的东西，他们只为眼前的利益打算，对于关切民生实用的实际政务不甚注意，因而这些人不会也不可能为社会、为老百姓作出较大的贡献。“今令之所急者，薄书期会而已。政教不修，何以为邑？徒食七品之禄，以在民上，安能使阴阳和，风雨时乎？”那些整天为自己的俸禄和官阶着想的人，又怎么能为老百姓经营创造出一个安定团结、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环境呢？
　　陈白沙是明朝一代大儒，他那种求实求变革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廉明政治的主张和高尚的情操，对今天的现实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004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到江门市进行考察，在参观白沙祠后，他提出了“文在悟、德在守、道在行、志在坚”的富有哲理性、内涵深刻的重要思想观点。我们应该充分珍惜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加以合理的吸收和利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