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为民不是超越时空的抽象口号，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漂亮辞令，不是时髦的道德标签，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也不仅是写在匾额上的金字招牌，它蕴涵着共产党员“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利益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肺腑之言，犹如种子对泥土一生的承诺!
祖先大禹教诲我们说：我治理天下，常常害怕民众产生怨恨情绪，害怕得好像用腐朽的绳索来驾驭6匹大马，时刻有绳断马奔的危险。对于民众只可亲近，不能以为他们卑微而加以轻视。
古代思想家曾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爱民、利民、养民、惠民、富民。民本思想的源头，至少要追溯至《老子》。在《老子》八十一章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章节提到了“民”、“百姓”。
《论语？雍也篇》载，樊迟请教孔子什么叫聪明?答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用现代语翻译就是，一个人活着要为民众着想，为民众谋利，为民众奉献。
孟子说，诸侯有三样宝，就是土地、人民和政治。如果某个诸侯把珍珠美玉当成宝贝，那么祸患必定会降临在他的头上。孟子的“三宝说”比西方的“国家三要素说”早了两千多年。
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理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得到百姓拥护，国家才能安定，君主才能在位子上坐稳。而要得到百姓的拥护，就必须实行仁政，真正把百姓的冷暖苦乐放在心上。水可以载船到达君王想要到的地方，也可以把船颠覆，使君王到不了目的地。
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和事业成败。只顾个人欢乐，只能得到一时之乐。夏王朝的平民百姓为什么希望早日与夏桀同归于尽呢?就是因为夏桀的暴虐统治脱离民众，失掉民心。正如孟子所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与民同甘苦饥寒，共休戚好恶，是忧乐天下最基本的含义。有年冬天，齐景公身披狐皮大衣，对晋见的晏子说：“真是奇怪啊，雨雪下了3日而不觉寒冷。”晏子回答说：“真的不冷吗?”景公笑了。晏子说：“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了，想到别人是饥饿的；自己穿暖了，想到别人没衣穿而感到寒冷；自己身处安逸，想到别人的劳累。现在的君王不知也。”齐景公说：“讲得好!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于是发布命令，拿出裘衣，搬出粮食，发给那些饥寒的百姓。
以忧国忧民为怀的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居于轩冕之中，莫忘山林之趣味；处于林泉之下，常怀廊庙之经纶。志行高洁、忧国忧民之士，不论身居官位还是退居闲处，都不忘社稷苍生，关心民间疾苦，都把百姓当作根本，把民众当作命脉，不与官场的腐败作风同流合污。这样的人生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
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应当比古代的志士仁人更高，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是“土生土长”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党性、宗旨、作风，三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核心是宗旨问题，有什么样的宗旨，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什么样的党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有坚定的党性、良好的作风。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根据，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
因此，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一切行为，都要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作为干工作、办事情的衡量标准，以对人民负责为执政基本底线，树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理念，培养“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谦卑，把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向群众弯下腰来、蹲下来、坐下来，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始终把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否则，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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