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奏折，是清代特有的官文书。它始行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还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是君臣之间一种机密通信文书。到雍正时，奏折就作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向皇上奏事进言的重要官文书，而日渐确定下来。雍正几乎每天都要审批上万字的奏折，他自己就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奏折成为雍正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重要途径，而他看待和使用奏折的态度也反映了他治国理政的务实理念。
　　没事找事奏报是耍小聪明 　　
　　清朝文武大员具呈奏折，都是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直接送达宫门。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在给陕西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也不会怪罪你。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云南曲寻武沾总兵杨鲲有折子谈到，日前在京陛见时奉旨，恩准每年用密折奏报两次，现谨派人送折子一次。雍正在批复中纠正道：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奏报的事，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平安无事，何必非要凑够两次。同年闰四月，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请求，希望朝廷准许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答复他：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感情，讨好皇上，雍正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雍正认为，一件奏折，臣工缮写和皇上批阅都要耗费时间，递送人员一路往返费用也很大，因此没有必要的奏报实在是有害无益。尽管雍正很器重田文境，但也曾因奏折过多而责怪他：“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琐。” 　　
　　葛森其人，是雍正做皇子时的藩邸旧臣，算是雍正的亲信。他在贵州当布政使时，也因奏折太多而受到雍正的责难：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密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　　
　　若能实力奉行胜过来陛见十次　　
　　清代臣工奏事，分为折奏和面奏两种。雍正不仅要求百官减免不必要的折奏，对陛见面奏控制得也很严。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同样的批示，还见于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湖广襄阳总兵杨鹏奏请陛见的折子上：你若能恪尽职守，遵朕训谕，实力奉行，凡所见所闻据实入奏，不欺不隐，比起千里迢迢来京见朕行套礼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一次，新任湖广提督张正兴请求陛见，雍正批谕：你刚刚到任不久，临行前朕已谆谆训谕，还有什么可说的？“若不能心领实力奉行，便频来陛见，何益之有！” 　　
　　对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进京陛见的批评更为尖刻，雍正说：所奏实属无知，“朕指示汝莫务虚名，莫务小惠”，“实力实心，勇往办事”，此类谕旨已是多次，你不实力遵行，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如此“来往万余里，旷职奔走道途，实不解汝是何意见”。这里，雍正强调的是，臣工不应把心思放在与皇上见面上，重要的是不欺不隐，实心办事。　　
　　雍正就是这样，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而不是言。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报告打得是否勤，说的是否动听悦耳。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务实行，不在章奏”，“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报喜更要报忧 　　
　　雍正认为，地方情况如实上达，是朝廷制定治国安邦行政措施的重要依据。关于这点，他曾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吏奏报的情况来料理决断。因此，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在赴任前夕进宫陛见，雍正当面训导他：“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洁己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据实奏闻，务使有益于地方民生。”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等事，雍正在折子上的批复中叮嘱道：“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不可丝毫虚饰，以蹈欺蔽之咎。”  　　
　　雍正警告臣工，如果奏报的不是真实情况，实在是有害无益。他在广西巡抚金?的一件奏折上批示：凡所奏地方事宜，不可有一字欺骗隐瞒，一点儿都不能粉饰含糊。他犹恐这样说还强调得不够，又晓谕道：“切记之，事情无论巨细，但务宜据实不隐。”雍正接着谈到，地方百官都能如实奏报了，当皇上的才能倚赖不疑，这样即使诸臣没有折子送来，他也放心。不然的话，不知道大臣隐瞒了什么事没有报，也不知道他们奏报上来的又是怎样粉饰的，则朕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忧虑，这不是爱朕，“正所谓苦朕之举”。　
　　封建官场报喜容易报忧难。雍正要了解天下真情实况，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自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次上书皇上，直言时政弊端、君王过错，甚至弹劾皇亲。雍正公开表示“服其胆”，对朝中九卿大员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凡遇国事总是直言极谏，毫无顾虑，朕不但不怪责他，反而一再加恩，朕就是鼓励众臣直言。　　
　　雍正年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的夸奖。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岳钟琪将他四月间自西宁起程前往平凉沿途所见地方少雨情形奏报，雍正夸赞道：“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