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的财产状况，朝廷一般是掌握不了的。除非官员被抄家，或者身死之后家属无力安葬，朝廷才得以知悉哪位官员贪浊，哪位官员清贫。
　　三国蜀汉宰相诸葛亮，有田15顷，较贫瘠。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申报了家庭财产：“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从这份申报材料看，诸葛亮的主要财产是薄田15顷(那栽种800棵桑树的地，应当包括在15顷田之内)，是不能算多的。其他财产寥寥无几，身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从接触到的史料看，在当时主动向朝廷申报家庭财产的仅有诸葛亮一人。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申报财产?主要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他并非豪富，从家无余财这―点看，或许连“中户”也谈不上，公开家庭财产，不会让人吃惊；二是其财产来源合法，经得起问，经得起查。诸葛亮在上述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中，特别说明了他及家人的收人来源。一共两块：15顷田和800棵桑树的收入；担任宰相职务的收入。前一项收入供家人使用，大致可保自给有余。后一项收入供诸葛亮本人使用，解决他“随身衣食”问题。除了这两项收入，诸葛亮再无别的进账。他所说“别无调度”，意为没有其他“安排”，没有“征调”，亦即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没有让官府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他所说“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意为他本人不另外经营家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不靠经营活动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收入全部正当合法。他谢世以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申报财产的奏章中说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
　　诸葛亮申报财产后，外界反应似乎很冷淡。郭攸之、费?、董允等人，都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极力推崇和推荐的人物，他们中竟无一人以诸葛亮为榜样，申报家庭财产。又如蜀汉大将军、后期主要支柱姜维，自身做到了清廉、俭朴。《三国志？姜维传》引?正的话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姜维称得上是诸葛亮之后蜀汉又一个清俭官员的典型，但他也没有学诸葛亮申报财产。
　　封建社会，朝廷内、官府中的皇亲、权臣、赃官，人数不多，却攫取了全国财富的大部分。有的人富可敌国。这些权贵人物，是绝对不会赞成财产申报制度的，他们是财产申报的最大阻力。
　　唐太宗这样贤明的君主，也没有把申报财产作为预防、遏制和整治官员腐败的一种手段。他对付官员贪污腐败的办法，一是事先教育，二是事后惩处。其中事先教育就是劝导官员不要贪财，不要因小失大。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说过，贪官其实不懂爱财。五品官以上，俸禄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可观。“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要官员们懂得贪污受贿在经济上、政治上太不值得的道理。唐太宗知道有些官员数万数万地受贿，非法收入十分巨大，但他就是没有拿起申报财产这把杀手锏。
　　唐太宗毕竟是1300多年前的人，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他。这样看来，诸葛亮主动申报财产，倒是有“超前”意识的。（来源：中国反腐倡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