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兴起于隋唐,全盛于宋代。在以“和县猿人、霸王祠、天门山、陋室”四大历史文化为代表的安徽和县,有一位叫张孝祥的乡贤,不仅是南宋初期著名的爱国词人,更是位刚正不阿的清官廉吏。 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廷试状元。张孝祥高中状元后不久,曹泳见其有才,想拉拢他进入自己的“圈子”为己所用,便提出把女儿许配给他。张孝祥早知此人系秦桧亲党,贪暴成性、无恶不作,不屑与之为伍,对提亲一事根本不予理睬。 当时,朝廷官员惧怕秦桧,担心惹祸上身,岳飞蒙冤之事,虽然对他们触动极大,但却不敢公开为其鸣冤。在新科进士聚会的地方,张孝祥挺身而出为岳飞鸣不平。事后,他的好友劝他不该如此锋芒毕露,会得罪人的。张孝祥却理直气壮地表示:“无锋无芒,我举进士干什么?有锋有芒却要藏起来,我举进士干什么?知秦桧当政我怕他,我举进士干什么?”三句反问,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彰显出他敢于仗义执言、同奸猾之人格格不入的高贵品格,如今听起来仍令人拍案叫好。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张孝祥第一次入宫觐见宋高宗,建言高宗更化朝政,不能苟安现状。这只是张孝祥向朝廷建言献策的开始,在随后的任职时间里,他从国家利益出发,屡上奏议,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围绕加强部队管理、奖罚得当,他认为奖赏与功劳不相当则不如不奖赏,惩罚与罪过不相当则不如不惩罚;立足富国靖民、收复失地,他认为确立志向应坚定而不是急于求成、成功在于努力不懈而不在迅速见效,制定和颁发法令,贵在贯彻执行等。 在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张孝祥虽然几易官职,但他每到一处,都以造福百姓为己任,官声卓著。张孝祥知抚州,“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及”;知平江府,“事繁剧,孝祥剖决,庭无滞讼”;知潭州,“为政简易,时济之以威,湖南遂以无事”;知荆州,“内修外攘,百废俱兴,虽羽檄旁午,民得休息”。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张孝祥出任抚州知府。他一上任,就深入民间,体察下情,尽力减轻百姓的负担。漕司催交租税,他一再恳求体恤“里闾凋瘵(意为贫苦)之民”,放宽期限。翌年三月转任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提举学事,恰逢平江大水,州县不顾百姓死活,仍然催讨历年积欠的租税,他两次上奏,请求朝廷蠲免或缓缴当年以前所有欠租。由于他的努力,朝廷从其所请,使得万千灾民得以活命。 尽管仕途坎坷、几起几落,但张孝祥初心不改,始终保持清廉本色,正如他在《柳梢青·碧云风月无多》里写道:“莫被名缰利锁”;又如他在《诸公分韵》中感叹:“士为一饱谋,悬知不同道。”做官如果就是为了追求利禄,那可不是我的同道。当时京口多景楼落成,邀请张孝祥题写楼匾,并以白银二百两作为润笔之资,张孝祥婉言谢绝。他不仅如此严格要求自己,还不忘叮嘱自己的同僚,做官要坚守节操,始终廉洁奉公。他在送自己的幕僚张立之到临江做判官时,赠言“炎凉无改节,夷险有忠谋”,无论世事怎么变化,绝不趋炎附势,改变自己的节操;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能一如既往为国家出谋划策。 张孝祥憎恨贪官污吏,在荆南(今湖北荆州)任官时,当调查得知金堤决堤的原因竟是负责修堤的官吏把民夫挪作私役,又收受贿赂放走民夫,以致工程草草完成,江堤渐渐单薄,最终溃决。他特作《金堤记》,记录这些官吏徇私舞弊的情节,并筑亭将《金堤记》刻于壁间,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告诫后人。 乾道六年(1170年),张孝祥病逝于芜湖。他去世那天,“商贾为罢市,两河之民多思之”。宋孝宗得知,有用才不尽之叹。 张孝祥出身书香门第,学养深厚。张孝祥十分重视学习的功用,他曾说“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政不于学,则无道揆法守”,精辟论述了学习与治国理政的关系,强调了学习对从政者的重要性。他在《勉过子读书》中写道:“学无早晚,但恐始勤终随”,着重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张孝祥善诗文,尤工词,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等传世,与张元干并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