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关于“880万元”的事情发人深省：一是罹患重症的中科院院士卢永根，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无偿捐献给农业教育；一是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第二大行贿人、粤商余鸿之，6年间行贿折合金额880多万元人民币，一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一公一私，一明一暗，境界高下，一目了然。谁被讴歌，谁被唾弃，泾渭分明。

　　这两个“880万元”，对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金钱也是一种警示。

　　物资匮乏的年代，为理想而安贫乐道，无疑是一种高尚选择，更彰显崇高境界。因而，古有孔子“君子固穷”的道白，革命战争年代有方志敏烈士《清贫》一文传世。《清贫》中的名句，至今影响和鼓舞着一代代共产党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置身这一大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适度改善福利待遇，社会各界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实际上，我们党并不提倡人为的“为吃苦而吃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说：“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

　　但是，纵观古今，“清贫”一词中的“清”字，作为一种精神品格，永远值得褒扬。被誉为日本“经营指导之神”的船井幸雄，在其《清富思想》一书中提出，过去时代以清贫为美德，未来社会以清富为时尚。在他看来，所谓“清富”，有两大表征，一是厚德清心，一是富而不骄。

　　中国“富起来”的这些年，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用一言一行，早已向我们阐释了什么是“清富”。

　　对待财富，一直淡然，可谓富而不骄。江苏省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一辈子做到“三不”：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华西村家家户户住上高档别墅，他却坚持住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老房子里，老式木床，被褥陈旧，沙发破损，茶几上一部拨号电话机。对个人财富，吴仁宝一直看得很淡，先后把5000多万元奖金留给集体。

　　对待名利，一直超然，可谓名而不矜。2000年底，《当代》杂志设了一个大奖，奖金10万元。王蒙在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获奖前与夫人商定，如果获了奖就捐献出来，扶持青年作者，10万元钱的用途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定下来。捐献兑现后，王蒙解释说：“好事太多，占有太多，不好，不能心安理得，不如捐献出去。”

　　对待朋友，一直真诚，可谓诚而有信。几年前，曾有人拿钱向莫言买字，莫言以一句“我现在还不缺钱”回应。而对帮助过自己的医生、司机，他常常写上一幅字表示感谢。

　　对待家人，一直温馨，可谓温而有爱。杨善洲的大女婿家里房子漏雨了，修新房想请岳父帮衬一下。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副书记的杨善洲手头并不宽裕，于是写信出主意：“现将这30元钱寄回去，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多年后家人展读旧信，回忆温暖浓浓父爱，笑中有幸福的泪水。

　　从吴仁宝到杨善洲，从王蒙到莫言，职务不尽相同：村官、地委书记、文化部部长、作协副主席，但他们的金钱观、财富观却惊人一致：不捞钱，永葆自身高洁；不贪财，始终看轻个人财富。

　　富而不骄，名而不矜，诚而有信，温而有爱，正所谓“清富”。这，源于他们都对自己身份“醒而有判”：共产党人。

　　过去有人曾认为中国人陋习多，比如讲排场、讲吃喝、比钱财、重名利，而缺少一种高雅的、高尚的、高贵的追求。事实并不尽然，许许多多像吴仁宝、杨善洲、王蒙、莫言一样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选择诠释了什么是高雅、高尚和高贵。

　　卢永根院士同样保持了这种高雅、高尚和高贵。平时，他将常用来自勉的话写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当他捐出880多万元个人积蓄的时候，又说了这样一番朴实的话语：“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从“清贫”到“清富”，作为一种精神品格，应该成为共产党人的自觉追求。如此蔚然成风，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必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