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们的家书

　　长征已过去了80年，当年的亲历者所剩无几，作为后代，我们只能从亲历者的口述、后人的著述中去了解那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当年20余万红军被迫离开各个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渡大河、爬雪山、过草地，前有强敌，后有追兵，九死一生，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3万人。红军指战员多来自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南方地区，按理说，离开家乡远征，最应该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以免家人挂念。可是现在看来，长征时期留下的家书极为少见。

　　究其原因，主要是红军撤离后，他们的家乡很快变成了国民党控制的白区，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谁敢跟家里通信呢？即使家里收到来信，也不敢保存下来。其次，部队处于运动中，行踪不定，经常打仗，死伤众多，许多人没有来得及写信就牺牲了。长征结束后，那些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们在各个时期所留下的家书，或表达思亲念家之情，或陈述抗战救国之志，或重走长征路，缅怀牺牲的战友，一行行滚烫的文字背后是一段段不应遗忘的往事。

　　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军，有了相对固定的驻地，特别是随后到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便开始与家里通信，因此这时期的家书有些留下来了。家书的作者往往迫不及待地告诉家里自己的近况，并且询问家中亲人的情况，钟士灯就是其中的一位。

　　钟士灯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团第四师的一名战士，他现存的一封家书写于1937年4月30日，从家书内容可知，他已经与家中取得联系，“但是，自三原与家通信一次，也未曾〈知道〉家内接到了〈没有〉？现在也未见回音来，可不知家内怎么样？”他告诉父母自己在“陕西栒邑县太峪镇驻房〔防〕，衣食住行是很平安，请你〈们〉在家不要挂念。”（受文化水平的限制，红军家书中错、漏、别字较多，为便于理解，本文作者作了一些校改，〈〉内为补字，〔〕内为改正的字，［］内为衍字，下同。）

　　钟士灯的家乡在江西雩都（今于都县）桥头乡，这里是原中央苏区根据地，也是被称为“长征第一渡”的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1937年3月，钟士灯所在的红四师从陕西三原开赴栒邑（今旬邑县）练兵。作者写这封家书的时候，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红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钟士灯告诉父母：“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未〈来〉做事。不过，现在说起到达北方，使用〔实行〕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了〉许多［了］抗日友军，国家已经和平。”1937年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此后仍沿称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钟士灯这封家书虽然只是一封普通的民间家信，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实物证明。

　　我不断梦见妈妈和弟弟

　　刘中新是江西吉安青原东固畲族乡人，早年参加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5月，他曾给家里写过信，并且收到了回信。抗战全面爆发后，刘中新所在的部队改编成八路军115师，他先后在师政治部和343旅工作，并随军开赴山西、河北抗战前线。这期间他给家里写了几十封信，却始终没有接到回信。1938年7月17日，他按捺不住思家的情绪，又给母亲写了一封五页的长信，其中说：

　　在前天的夜里正在睡安〈稳〉觉的时〈候〉，忽〈然梦〉见了我的妈妈，妈妈以竟〔已经〕老得不像了。我就大喊起来，忽然喊了一声，同我在一块儿睡的同志听着了，他就叫惺〔醒〕我问我喊什么，我当时也说不出，仔细一想，原来是作了一个梦。

　　到上午吃把〔罢〕午饭的时候，我正在房子里卧着看书，忽然有一位同志说道：送信的来了！我听道〔到〕了就连忙跑到外边去看，我见有好多的家信，我看了半天都是另〔别〕人的，原来没有我的一封。人家接到了家信，把家里的情形都知道了，可是我的家里也不知什么样子，也不知我母亲和我弟弟的身体如何？夏季的收程〔成〕什么样子？希望你接到了此信速速回知为盼。

　　刘中新非常关心战友的情况，他在信中跟母亲说：“我以前在家中出来的时候，一气〔起〕出来了三四拾个朋友，现在也不知到何处工作去了，我在这里连一个也没有见到，也不知道咱们那里有回去的没有？你如果来信时完全说明为盼。”这三四十个朋友都是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经过艰苦的长征，能够活着到达陕北的应该不多。刘中新的家乡东固曾有2400多人参加红军，而全区总人数只有8000人。由于当时东固扩红支前工作做得好，东固曾被评为中央苏区一等模范区。据1934年的统计，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东固青壮年劳力不足400人。新中国成立后统计东固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400多人，无名烈士就更多了。

　　刘中新有幸完成了长征，参加了抗战，后来的情况如何呢？据其亲属讲，他在新中国成立初还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并寄来一张穿军官服的照片，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未能与家人联系上，这张照片后来也下落不明。因此，寻找刘中新便成了全家人一个等了几十年的愿望。

　　一位红军遗孀的瑞金之旅

　　在人民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图说红色家书》中，收录了1964年4月25日老八路戴流写给儿子张昭兴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带领张昭兴的弟弟妹妹回老家瑞金的经过：

　　回到瑞金参观了一天，看到“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党的第一次、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会址〔应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红军烈士纪念塔”。在瑞金，又遇到爸爸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再三邀请我们去一趟井冈山，结果我们又用了两天的时间参观了井冈山“毛主席的故居”，也看到“井冈山五大哨所”的险要地形，“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回到南昌，又住了一天，参观了“八一纪念馆”，并将爸爸的照片、简历、悼词、遗物送到革命烈士纪念堂。

　　张昭兴的父亲张雄，原名张德仁，又名张冠英，1908年出生于江西瑞金，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此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海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进京工作后，张雄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生活极为俭朴。军需科发的细布衬衣，他不要。一双布鞋穿了好几年，破了补好又穿。他结婚时的两床被子，一直盖了好多年。他常说：“现在生活已经不错了，要节约钱支援国家建设。”1963年8月，张雄因肝硬化腹水住院。在病危之际，他嘱托妻子戴流三件事：“要做好工作，带好孩子，照顾好老太太。”8月24日，张雄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戴流把丈夫的遗嘱铭记在心。1964年春，为了安排婆母的生活，戴流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回老家瑞金探亲。戴流到瑞金后，组织上对她的行程作了周密安排，带她参观了不少地方，使她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在写给儿子张昭兴的家书中，她说“更具体而又生动的〔地〕体会到革命老前辈这条革命道路走的〔得〕实在不容易，使我们认识到更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更要加倍的〔地〕努力，保卫我们已得的革命果实，而且要继承他们的顽强精神”。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张昭兴兄弟姐妹六人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较好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

　　老红军重走长征路

　　在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陈列着老红军李真的一封家书，是1984年1月25日写给弟弟李振岐的，洋洋洒洒有五页。他首先在信中告诉弟弟自己已从总后副政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而且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次变动。紧接着，他用一大段文字，介绍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感悟。信中说：

　　去年十月经上级批准，我到过去红军长征的路上走了一段，还到我二、六军团渡金沙江的石鼓渡口看了看。我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玉龙雪山也在眼前，不过这一次没有去爬了！根据年龄和身体条件，恐怕也不能再爬了。但见景生情，在我二、六军团爬的几个大雪山，就牺牲了一千多位革命志士，我是幸存者，今天能来到四十八年前战友们因缺氧和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悻悻离开人世的地方，哪有不动情呢？这些同志死得过早，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家庭、妻子、儿女，那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的意志、勇敢、才华都很好，可惜过于年轻，就失去了一切。

　　李真1918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少年辍学，成了放牛娃，12岁参加儿童团，不满14岁就参加了红军，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李真随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转战数千里，突破敌人的多道封锁线，在黔西的乌蒙大山中回旋，强渡乌江天险和金沙江，翻越玉龙大雪山，通过阿坝草地，经过艰苦的战斗和行军，于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随后，李真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李真在战争年代五次负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离休后，晚年身患胃癌，却一直想着“要为社会、为人民做点儿什么”。1995年，他筹款56万元捐给了永新县禾川中学兴建教学大楼，并带病到南昌参加捐款仪式。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抛家舍业，长途远征，音断书绝，喋血疆场，最终换来了和平的阳光沐浴在神州大地，古老的中国再一次焕发青春。长路漫漫，初心未改。虽然长征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已经离我们远去，而家书中的长征故事却没有结束。（张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