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执纪审查力度，严肃查处党员领导干部为亲属谋取利益的违纪行为。从查处的案件看，有的党员干部不仅自己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亲属在幕后收钱敛财；有的将自己从政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谋利上，影响十分恶劣。

　　“少爷”理财，“精明”书记挪用公款2020万元

　　父母爱子女，是人之常情，可一旦舐犊之情建立在违纪的基础上，结果必然南辕北辙。2015年，武汉市纪委查处的青山区原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玉奇违规挪用2020万元用于其子理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高玉奇的儿子高越，大学毕业后在某银行任客户经理，凭着时任区建设局局长高玉奇的关系，青山区城投公司、区土地储备中心、区建设局、挚诚公司（区建设局下属二级单位）等单位先后在该银行开户，成为其客户。

　　2009年底，高越所在的银行发售一款理财产品，银行员工销售该产品可以增加业绩和收入。高越将这个消息告诉高玉奇后，父子一拍即合。“精明”的高玉奇想出一个“妙招”：由区建设局出资1800万元、挚诚公司出资220万元，以挚诚公司名义购买2020万元理财产品。如此一来，不仅能提升儿子的工作业绩，还能得到一笔50万元的好处费。

　　动用2020万元进行理财，谈何容易？但在区建设局，凭着一把手的强势地位，通过诱骗、欺瞒、威逼等手段，高玉奇顺利地把事情办妥。2010年2月，一份挚诚公司投资202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秘密签订。

　　高玉奇认为，该理财产品前景看好，自己肯定能“大赚一笔”。然而事与愿违，该理财产品净值从第三个月起就开始亏损。当经手的财务人员忐忑不安地将担忧向高玉奇汇报时，高玉奇向他们保证，发行该产品的投资公司信誉好、实力强，只是暂时亏损，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并且这个事情他会“负责”到底。

　　但现实让高玉奇的“保证”无法兑现：2013年6月，该产品被强制清仓，2013年7月，该信托公司回款给挚诚公司1321.4万元。这意味着以挚诚公司名义购买的该理财产品亏损了698.6万元。

　　为了弥补近700万元的巨额亏损，尽快平息震荡，高玉奇一面尽其所能，通过向熟识的老板借款150万元，让儿子将收受的购物卡、烟酒变现等方式筹款来弥补“窟窿”；一面又自导自演了一曲“双簧戏”：以区委政法委书记及高越父亲的身份约见投资公司负责人，将亏损事件定性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属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求投资公司共同出资弥补亏损。至案发时，高玉奇和投资公司陆续赔偿了挚诚公司680万元。

　　2014年11月，湖北省委第二巡视组到武汉市巡视时，高玉奇的问题暴露出来。2015年3月，武汉市纪委对高玉奇进行立案审查。随着调查深入，高玉奇挪用公款连同收受他人财物、贪污公款、设立小金库等违纪违法问题一一浮出水面。

　　案发时，高玉奇57岁，高越28岁。父子感情深厚，经常在公园散步谈心。然而，这种温情的生活场景却被高玉奇疯狂的行为断送了，不仅他自己身陷囹圄，2015年4月，高越也因涉嫌共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批捕。

　　“姑爷”装修，“贴心”经理送来10万元贪污款

　　在武汉市买房子、搞装修、买车子等家庭支出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动辄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手头紧张之时，如果有人支援一笔钱，那不啻为雪中送炭。但如果送来的钱来路不正，则害己害人。2013年，武汉市纪委查处的武汉化工区八吉府街（原洪山区建设乡）渔牧公司经理胡子禹贪污拆迁补偿款用于亲属装修、买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7年，武汉市引进了某重点项目。同年12月3日，市政府决定为该项目征用工程建设用地，并发布了征收土地公告。公告明确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凡属征地范围合法建筑物要办理拆迁补偿登记；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新建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新种植的农作物等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予办理补偿登记和给予补偿。

　　2008年3月，渔牧公司三渔场场长周某某（另案处理），从时任乡土地规划办工作人员宋某某（另案处理）处得知该项目将征用渔牧公司三渔场的土地后，将该消息告知胡子禹，提出在三渔场抢建房屋的想法，并约胡子禹一起抢建房屋骗取拆迁补偿款，胡子禹表示同意。

　　随后，胡子禹、胡某某等人分别出资，由周某某组织建房施工，于2008年7月以每平方米300元的价格，在三渔场征地范围内建起一栋占地230余平方米，建筑总面积721.2平方米的违建房屋。同年8月，胡子禹等人分别以侄儿、亲戚、妻子的名义作为户主进行了征地拆迁补偿登记。

　　2011年7月，上述违建的房屋被拆迁，胡子禹从中分得拆迁补偿款46.9万元。对于到手的几十万元，时年已65岁的胡子禹考虑到女儿女婿家正在装修房子，手头会有些紧张，就从中取出10万元为女儿女婿支付了装修款。“贴心”的老头子还用这笔钱为小儿媳妇买车支付了10万元，交给老伴6万元，剩余的20多万元存在以侄子名义开户的银行存折上。

　　2012年底，该拆迁腐败窝案爆发，胡子禹于2013年1月被市纪委立案审查。2013年9月，胡子禹因犯贪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亲属退还了全部赃款。其时胡子禹已经67岁，本该是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

　　胡子禹在被调查期间讲起自己的奋斗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府奖励优秀企业家，发给他7800元奖金，他分文未取，而是全部捐给了福利院——此时说起这些，悔之晚矣！

　　“舅爷”借公款，“慷慨”村官错上加错为儿还债3200万元

　　容水生，从1981年开始一直在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白马洲村任职，2000年后一直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2008年白马洲村由村改为社区后，他任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三十多年在村居“两委”的“经营”，容水生把“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官自治”，在村里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2006年前后，因工程建设需要，白马洲社区先后有2787亩土地被征用，征地补偿费用高达数亿元。除去发放给居民的生活费及日常开支外，社区还剩余一个多亿。根据有关政策，在征地的同时，区政府还给白马洲社区留下了部分产业用地。2013年，社区决定开发这一用地。看准这一时机，容水生动起了心思。他首先想到了将土方清理工程交给妻弟周某某承接。容水生为“舅爷”想得很周到，他让周某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便于资金往来。

　　土方清理工程完成后，该置业公司却无钱支付工程款。于是，周某某多次找到姐夫容水生，希望能从社区借5000万元征地补偿款用于周转。令周某某没想到的是，容水生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把5000万元借款追加到8000万元。容水生与周某某约定，社区借给该置业公司8000万元到账后，其中的3200万元要由容本人使用。周某某考虑反正借的是社区的钱，就表示同意，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容水生一方面，将征地补偿款借给“舅爷”，另一方面要将其中的3200万弄到手，究竟要干什么呢？

　　原来，容水生多年担任白马洲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虽然表面一直很风光，但内心里有一个“大疙瘩”：2009年以来，他的儿子容晶因为投资失败，累计欠外债3200余万元，被迫到外地躲债，容水生对此很是担心。爱子心切的他决定铤而走险，套取社区的土地补偿款，替儿子还债！容水生知道如果直接从社区账上转出3200万元，肯定行不通。为了帮自己的“舅爷”，也为了自己的儿子，容水生就以借款给置业公司搞开发的名义，让社区和该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当8000万元资金打到该置业公司账上后，容水生迅速从中转出3200万元，用于偿还其子容晶的债务。

　　除此之外，容水生还违反规定，用社区资金购买了一辆143万元的豪华轿车供自己使用，并为其他社区干部每人配备一辆轿车。在该社区建房分配过程中，容水生等社区班子成员擅自决定社区干部、党员、村民代表比普通群众多出60平方米的购房面积，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目前，容水生已被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卢继锋 汪旭平）

　　执纪者说

　　为官者该给子女留下什么，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无情未必真豪杰。”中国人历来重视亲情，关爱家人，希望亲人生活得更好，这是人之常情，但党员干部手握权力，头悬党纪，在处理亲情时，要尤为慎重，讲党性，讲原则，讲规矩。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武汉市查处的上述三起典型案件，再次印证了家风败坏往往是党员干部走向严重违纪的重要原因，警示党员干部要敬畏权力、管好家人、做好表率。如果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勾当，这种对亲人畸形的爱必会化作一杯人生苦酒，到时候误己误人，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