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和谐社会，是举国一致的愿望，可谓人同此心。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朝此目标作了不懈的努力，已收到显著成效。

　　但是人们对“和谐”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差异。有的人认为，“和”即是“同”，如果稍有不同，稍有分歧，就认为是“不和谐”。这些人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习惯于“一言堂”；在研讨某个问题时，习惯于“没有杂音”；在贯彻上级精神时，习惯于“照本宣科”。岂不知“和”与“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有一条原则叫“和而不同”。这个原则在各家的学说中，都有或显或喻的表述，充分彰显了诸子各家的包容气度与博大的精神品格。

　　孔子以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学术辩论中，君子汲取别人有益的思想，纠正其错误的部分，力求达到正确和完美，并不盲从，这就叫做“君子和而不同”。而小人却只会鹦鹉学舌，随声附和，明明看出弊端，也从不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叫做“小人同而不和”。

　　在分辨“和”与“同”的区别上，晏婴的见解独到且深刻。有一次齐侯出猎归来，指着前来接驾的臣子梁丘据对晏婴说：“这个梁丘据与我相处得最和谐。”晏婴不赞成齐侯的看法，反驳说：“他与你只不过相同而已，哪谈得上和谐？”齐侯听了这话很纳闷：“和与同还有区别吗？”

　　晏婴以佳肴和音乐为例，作了生动的阐述。他说：高明的厨师，调和五味烹制鱼肉，因五味各异，经过彼此调剂综合，才制成美味。音乐亦然，在主旋律之下，由急缓、疏密、刚柔、高低、强弱等不同的音符，谱成一支曲子，使闻者感到悦耳。君臣之间也应当如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晏婴认为如此商榷切磋才是和谐，而梁丘据则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国语·郑语》亦有一个记载：郑桓公问史伯，周朝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史伯回答说：周朝有个极为糟糕的认识理念，就是“去和而取同”。他从哲学上分析：“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所以五声和，然后可听，五色和，然后成文，五味和，然后可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若把这个认识延伸到政治领域，则必须“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他建议桓公，要善于综合不同意见，防止感情用事、先入为主，力戒偏于一端，固执己见，否则“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荀子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意义。他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最忌“私其所积，惟恐闻其恶也”，提醒诸子各家不可持门户之见，固守一己之识走极端，主张“目视备色，耳听备声”。

　　“和而不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并在正常的政治生活年代始终奉行。我们党的一切纲领和实践，都是为了全体人民群众的，并需要全体人民为之发挥最大的积极性。我们党从来就倡导鼓励“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

　　不论官有多大，位有多高，都不可能是事实上的“诸葛亮”。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于大千世界，对于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每个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要善于集思广益，学会参酌众人之见，听百家言而执其大端。凡是自以为是，把走群众路线当成“走过场”，把不同见解当成“杂音”，把批评意见当成“不和谐”，却对“一言堂”情有独钟的人，十足地要碰钉子，摔跟头。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幽默地批评过某些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干部，他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有的同志不是什么意见都不爱听，对某些补充性的意见，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赞扬性的意见，还是很爱听的，只是不爱听反对意见，或是批评意见。更有甚者，一听到批评意见就给人家扣政治帽子。

　　在这方面，有的人还不及古人。孟子在对他的弟子们谈到勇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听取批评意见时，让他们向子路、禹和舜学习。子路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为人诚实，刚直好勇。可是他很高兴别人指出他的缺点，不但不生气，而且闻过则喜。禹是传说中的夏朝开国君主，为人虚怀若谷，对他善言劝告时，他往往感动得下拜。舜也是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他“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与人为善”。所谓“善与人同”，就是不把成绩看作是自己独有，而是大家共同努力所得。所谓“舍己从人”，就是舍弃自己的缺点错误，遵从别人的优点长处。舜曾在历山耕过田，在河滨烧过窑，在雷池捕过鱼。从他做农民，做陶工，做渔夫，直到做天子，所有的长处，没有哪样不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从而提高了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这就叫做“与人为善”。

　　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一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不是杂音，不是添乱，恰恰是通往和谐的必经之途。人们的文化、修养、观察、实践千差万别，认识上有差异，本该是很自然的事，对成百上千的人强求一致，十有八九是虚假的“一致”，是没有充分发扬民主的“一致”，很难实现思想深处和行动上的一致。我曾有一位邻居，一家四口，几乎每晚都因为看电视选台而发生“战争”，父亲要看新闻，母亲要看连续剧，儿子要看足球，女儿要听流行歌曲，绝对的不一致，惟独每年除夕，四口人才一致同意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致只占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我们主张去“同”，为的是求“和”。既然我们都承认天下没有完人，也没有所谓的圣人，那我们就必须用群众的智慧弥补个人的不足，真正做到“君子和而不同”。但是我们倡导“和而不同”，一定要防止“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的妄加议论行为，更有甚者，“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这与“和而不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高深）